一个小镇文学社的坚守（人民眼·扎根生活）

30年前油印的《滴翠》杂志。记者 孔祥武摄

看到自己30年前在《滴翠》上的诗作，李炼既惊又喜。记者 孔祥武摄

　　小镇+青年+文学社=？

　　在“人人以文学为荣”的上世纪80年代，广袤乡村兴起无数文学社。成立个文学社，似乎泥土就散发着芬芳，理想闪烁起光芒，脚踩大地的农村青年仰望星空，心中念着诗与远方。

　　骨感的现实撞击着丰满的理想，且不说那些“成立之日即死亡之时”的乡村文学社，即便是左冲右突留下来，经过时光浪潮的淘洗，还能活得有个样子的，寥若晨星。

　　在重庆市沙坪坝区青木关镇上，有这晨星中的一颗——滴翠文学社。成立31年来，文学社历经4任社长，会员200余人，其中1人获范长江新闻奖，11人加入重庆市作协；创作发表、出版文学作品5000余件，其中长篇小说13部、中篇小说40余部，80余篇收入各种选本，有的登上《诗刊》《北京文学》《星星》《延河》等文学期刊。

　　基于此，青木关镇被重庆市作协命名为“农民文学创作基地”。

　　这个距沙坪坝区政府33公里，辖2个社区5个村，户籍人口仅2.7万，加上流动人口也就6万多人的西部小镇，缘何能挺立这样一个文学社？

　　作家是讲故事的人，滴翠文学社的乡土作家也不例外。往常，他们追随着乡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型的进程，大都在讲别人的故事。阳春时节，我们邀请几位当年的文学青年、如今的文学中老年，讲述他们自己的坚守与困顿，讲述他们用命运书写的文学情缘和被文学书写的人生命运。

　　星 火

　　“他的稿子要能变成铅字，我拿手板心给他煎鱼吃”

　　他不习惯“城里的空气”，尽管在市区有单位分的房子，但始终住在几十公里外的青木关镇上；他“大器晚成”，40岁时由镇文化站长被破格调入重庆日报社，11年后摘取范长江新闻奖，为重庆新闻界第一人；他坚持当“田坎记者”，谢绝报社提拔他当领导，一心一意跑“三农”，先后当选党的十七大、十八大代表。

　　他就是罗成友，今年64岁，个子不高，腰杆挺直，双目炯炯，虽已两鬓染霜，仍奔走区县农村采访，署名“本报记者罗成友”的报道仍常见诸重庆日报，堪称重庆最高龄的一线记者。尽管他已退休，一般情况下不能再署“本报记者”，重庆日报还是给了他这份殊荣。

　　罗成友还有一个身份：滴翠文学社第一任社长。从300多公里外的云阳县采访归来的那个下午，他从上午的采访者变成了采访对象：

　　我是青木关镇关口村人，“文革”期间上的初中，喜欢写东西。有一次学校组织拉练，步行去红岩村参观，回来让每个学生写作文。结果语文老师在我的作文本上批：作文还是要自己写，不能抄袭。那一刻，我既感到委屈，因为一字一句都是自己写的，也感到骄傲，因为他的批评也可以“理解”为表扬。

　　由于家庭成分不好，我就没上高中，初中毕业回家务农，在生产队种喂猪的牛皮草。后来重庆罐头厂要来青木关发展，需要蘑菇当原料，生产队安排我去镇上种蘑菇，当蘑菇技术员。

　　到了镇上，有条件看到多种报刊。有空的时候我就写点东西，两年写了40多篇。那时有的报刊不用会给你退稿，虽然一篇都没发表，但退稿信接了一堆，搞得单位尽人皆知。这时，一个领导背后说：“他的稿子要能变成铅字，我拿手板心给他煎鱼吃。”

　　说实话，屡投不中，我也打算洗手不干了，但别的同事转告我的这句话，深深刺痛了我。我暗下决心，一定要写出个名堂来。当我写到60多篇的时候，终于有篇五六百字的影评变成了铅字，发在区电影公司主办的四开小报上。

　　后来，我在温室成功培育出香菇，这在重庆是最早的，兴奋得搬起香菇就往镇上的照相馆跑，抱着香菇拍了照，将照片和消息一起寄给重庆日报。三天后，重庆日报在第二版图文并茂刊出，这是我的第一篇新闻稿，从此一发不可收拾。

　　1984年，青木关要成立文化站，由于我发表了几篇文学作品，也有一些新闻报道，小有名气，领导就让我当文化站长。当时的青木关属于巴县管，巴县师范学校、巴县四中等坐落在这儿，公教人员多，文化氛围浓。往前追溯，青木关也有文化底蕴，远的不说，抗战时期，重庆是陪都，国民政府教育部就在青木关办公，中央国立音乐院在此办学。

　　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热很快波及我们这个小镇。当时巴县师范学校的语文教师郭永明、凤凰小学的王新觉、青木关教办的陈显明、陶瓷厂工人李炼等人，都是文学的追求者。后来，郭永明、王新觉成为文学社的第二、第三任社长，陈显明很高产，李炼则成了我在重庆日报报业集团的同事，这些都是后话了。

　　于我而言，1986年1月18日，是一个难忘的日子。青木关地区42名文学爱好者，包括10多名青年农民，聚集在文化站那间破旧的屋子里，无记名投票，通过了文学社章程，选出了理事。由于我既是一位文学爱好者，又是文化站长，难以推辞地被推举为首任社长。

　　这个文学社的家可不好当：没有一分钱的经费，没有一块刊登作品的阵地，更没有专职的工作人员。于是，大家商定：经费，每位会员每年交两元会费，一年有80多元来买纸张办刊物。靠着一块刻蜡纸的钢板，一部文化站的油印机，文学社开张了，我们办起了每月出一期的《滴翠报》，每季度出一期的《滴翠》文学杂志。杂志出了10年，报纸至今仍在出版，第四版是副刊。

　　给予这个文学“婴儿”呵护的人太多太多，尤其让人难以忘怀的是社会的关爱。为鼓励文学社会员创作，青木关种花专业户钱发科、餐饮个体户周丽华、私营企业主苟正义，先后为文学社设立了“滴翠文学奖”和“滴翠新闻奖”。钱虽不多，总共几百块，但在清苦的日子里，几块钱奖金也是莫大的激励。

　　“有个问题我一直没搞懂：钱发科文化程度不高，当时为什么拿出钱来赞助文学社？”发此疑问的是青木关镇党委书记王泓维，这位70后干部也是一位“文青”，初中时就写过得满分的作文——这篇作文的开头是：“物质上，我知足常乐；精神上，我不知足常乐。”他转战过4个乡镇、街道，唯独青木关有家文学社。

　　当记者将王泓维的问题转达给74岁的钱发科时，这位青木关的首个万元户，已对当年赞助文学社的动因记不太详细，只是说：他们宣传好人好事不错。

　　翻开罗成友的剪报，一篇发表在30年前《重庆工人报》上题为《小镇上的文学奖》的文章，有王泓维要找的答案：

　　那是初冬的一个上午，也是在这间办公室，老钱走进来，屁股还未落座就问道：“罗老师，听说你们组织了一个滴翠文学社，是吗？”

　　“是呀！”

　　“有哪些人参加呢？”

　　“都是我们这个小镇上的工人、教师、干部，还有农民，你也喜欢文学？”

　　“不，我文化低，与文学没缘，我想了很久，想为你们设立一个文学奖，为繁荣文学创作出点力！”

　　眼前这位朴实、憨厚的农民，转眼间就令我刮目相看了，我忙拉住他的手：“感谢你对我们这个小镇文学社的支持……”

　　1991年，罗成友由农村户口转为城镇户口。1993年，他被破格调入重庆日报做记者至今，一直从事“三农”报道，“我能取得后来的成绩，跟在文学社时养成的习惯分不开，既要理性思考也要形象思维，这样写的新闻报道才有洞察力和可读性。‘三农’新闻长在土地里，我要为农民写一辈子，直到跑不动为止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