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天是周恩来同志诞辰120周年。3月1日，中共中央举行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：“周恩来，这是一个光荣的名字、不朽的名字。每当我们提起这个名字就感到很温暖、很自豪。周恩来同志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、为中华民族谋复兴、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光辉一生中建立的卓著功勋、展现的崇高风范，深深铭刻在中国各族人民心中，也深深铭刻在全世界追求和平与正义的人们心中。”而重庆岁月，是周恩来革命生涯中辉煌的历史篇章。为此，本期思想版编发这一组文章，以表达我们的深切怀念和敬仰。

　　周恩来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，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、政治家、军事家、外交家，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，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创建人之一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，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。全面抗战爆发后，周恩来临危受命，肩负中共中央的重托，从1938年底至1946年5月，战斗在国统区中心重庆，主持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，代表党中央处理有关国共合作和事关抗战全局的重大问题，全面领导南方国统区和部分沦陷区党的工作。在风雨如磐的斗争岁月中，周恩来坚定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，始终高举抗战、民主旗帜，为维护民族大义殚精竭虑，为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而不懈奋斗，为争取中华民族独立和解放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，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。

　　一、肩负中华民族独立解放历史使命，坚持国共合作直到抗战最后胜利

　　全面抗战爆发后，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，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，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抗战的局面。1938年10月武汉沦陷，中国抗战进入相持阶段，日本侵华政策作出重大调整，对国民党政府转为实施以政治诱降为主、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。受其影响，国民党内的投降、分裂、倒退倾向日益显现，以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公开投降日本；紧接着，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了“溶共”“防共”“限共”方针，并颁发了《防制异党活动办法》《共党问题处置办法》等文件，其抗战政策逐步转为消极抗日、积极反共，由此使国共合作的抗战局面随时面临着发生逆转的危险。因此，为适应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到来的新形势和现实斗争的需要，根据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决定，1939年1月以周恩来为书记，博古、凯丰、吴克坚、叶剑英、董必武为常委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正式成立。周恩来作为中共驻国统区的总负责人，一直处于两党关系最前沿，是我党从事统一战线工作的主要代表，长期具体负责同国民党进行谈判、协商及解决两党关系问题，亲历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全过程。他善于把原则坚定性和策略灵活性结合起来，运用高超的政治智慧和斗争艺术，出色地完成了所担负的使命。

　　为维护国共团结抗战大局，周恩来坚定地贯彻党中央“坚持抗战，反对妥协；坚持团结，反对分裂；坚持进步，反对倒退”的方针，与国民党顽固派开展有理、有利、有节的斗争。1938年12月，周恩来刚到重庆，就面临蒋介石以借口民族抗战为名企图吞并共产党的“一个大党”问题，他旗帜鲜明地指出：“两党为反对共同敌人与实现共同纲领而进行抗战建国之合作为一事，所谓两党合并，则纯为另一回事。前者为现代中国之必然，后者则为根本原则所不许。”从而保证了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。特别是当1941年初国民党顽固派悍然制造皖南事变，国共合作抗战局面濒临崩溃之时，周恩来处变不惊，沉着应对，坚信“黑暗只是暂时的，光明一定会到来”，奋笔疾书“为江南死国难者致哀！”“千古奇冤，江南一叶，同室操戈，相煎何急！？”仅仅25字巧妙深刻地将皖南事变真相揭示于天下。在党中央几度电示“迅即回延”之际，他审时度势，从民族大义出发，决心“坚守阵地，争取时局好转”，终获党中央同意。按照中央“政治上取全面攻势，军事上取守势”的方针，他带领南方局广泛团结各爱国民主力量，以强大的政治攻势，配合抗日根据地军民击退第二次反共高潮，迫使蒋介石做出“以后决无剿共之军事”承诺。由此，消弭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巨大危机，挽救了濒临破裂的国共合作。在国共关系中，斗争是为了联合抗日。周恩来在与国民党顽固派做坚决斗争的同时又善于发现、扩大各种有利于团结抗日的因素，让他们真切感受到中共从民族利益出发，排除党派之争，坚持抗战团结的诚意。在反击第一次反共高潮的斗争中，他指出，破坏抗战的危险“主要的是反映在国民党中的投降分子，与国民党的抗战领导及其群众是有严重区别的，与广大人民及抗战军队是对立的”。面对国民党军队在中条山战役严重失利后要求中共方面配合作战，周恩来根据中央指示，表示配合作战打敌人。对蒋介石有利于抗日的言论，如《“九一八”十周年告全国国民书》中表示抗战到底的态度，也给予肯定。同时，为改善两党关系，周恩来经常同国民党进行谈判，以协调对敌作战行动和调整相互关系、解决矛盾冲突。对此，他曾感慨地说：“差不多十年了，我一直为团结谈判而奔走渝延之间。谈判耗去了我现有生命的五分之一，我已经谈老了！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