卞修武院士在从事研究工作。（陆军军医大学供图） 

　　癌症，一个令人谈之色变的词汇；肿瘤，一个让人心惊胆战的名字。

　　对于普通大众而言，肿瘤往往和癌症联系在一起。可肿瘤是怎么形成的，又是怎样生长、转移的？这就是中科院院士、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病理科教授卞修武和其团队奋斗多年、不断攻克的科研难题。

　　可以说，他和他的团队，正在用科技的力量“透视”肿瘤的秘密。

　　挑战科研最前沿

　　在许多人眼里，病理科只是一个辅助科室，是给临床科室服务的。

　　其实，病理是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的桥梁。“病理学乃医学之本”，它不直接接触病人，而是通过显微镜对标本进行最后诊断，再由临床医生诊治手术，是“医生的医生”。

　　病理工作意义虽重大，但因不是临床学科，并非医学学生选择的热门。从皖西农村走出来的卞修武却毅然选择了病理，而且在病理学医、教、研一线一干就是20多年。

　　1981年，卞修武来到当时的第三军医大学求学。毕业时，由于学习成绩优异，卞修武被推荐为免试硕士研究生。尽管当时临床科室的老师对他的临床思维和动手能力高度赞赏，内向的他还是选择了病理学教研室，师从著名病理学家史景泉教授。

　　史景泉评价卞修武的性格“很适合做科研”，他也没有看走眼。当时，第三军医大学烧伤研究最强、最有名，病理学教研室里研究生都在做烧伤的病理研究，可年纪轻轻的卞修武却想选择肿瘤做研究。

　　为什么要选既“冷门”又复杂的肿瘤病理研究？史景泉曾劝卞修武换研究方向，可卞修武认为，当时肿瘤病理中，脑肿瘤研究得比较少。恶性脑胶质瘤十分顽固，特别容易复发。同时，上世纪80年代神经科学刚刚兴起，有很好的发展前途，选这样一个课题既跟得上前沿又将是重点领域。

　　“病理学科只研究烧伤是不够的，要与国内外病理同行合作与交流，扩大学术影响，还需要建立肿瘤研究团队，体现研究水平。搞科研就要瞄准最前沿！”卞修武说，大胆设想、小心求证，一定能做得很好。从1987年开始，怎样把癌细胞这种恶性细胞管住、管好，就成为他钻研的课题。

　　阻断肿瘤“补给线”

　　病理研究常被冠以“没意思”的评价。但卞修武却不这么认为，他说病理研究就是要“从没意思中找意思”。

　　卞修武解释，病理科医生天天看切片，大家都在关注癌细胞，很少有人去关注血管。其实，肿瘤细胞的生长和转移，离不开血管为其输送养分。只要阻断了这些“补给线”，就能防止癌细胞的生成和转移。

　　1991年，刚成为博士研究生的卞修武看到了一篇1971年的论文。其中，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弗克曼教授提出要减少肿瘤血管生成，“饿死”肿瘤细胞（抗血管生成治疗）的设想。这让卞修武如获至宝，也是从那时起，他开始聚焦与肿瘤细胞交织在一起的形态各异的血管，并将肿瘤血管分布最为丰富和复杂的脑胶质瘤作为研究重点。

　　弗克曼教授是公认的世界抗肿瘤血管生成研究第一人，但卞修武经过翻阅文献和观察病理切片，却大胆质疑：弗克曼的理论可能不完整！

　　1995年，卞修武博士毕业，他把肿瘤分化和血管生成确定为自己的研究方向。他没有想到，这个方向使他成了世界上研究肿瘤血管构筑异质性的第一人！

　　“与弗克曼等学者更多关注肿瘤细胞里为什么会有那么多血管长入、如何抑制其生长不同，我们主要关注的是为什么肿瘤里长的血管不一样，这种不同对于诊断和临床治疗策略的调整有何价值。”卞修武解释。

　　这条科研之路异常艰辛。史景泉回忆，很多个清晨，他到办公室，都看见卞修武盖着军大衣，靠在沙发上眯着眼，就知道他又通宵了。史景泉心里难过，卞修武却笑着说不累，让老师放心。

　　这种“拼命三郎”的精神在卞修武身上也一直延续。几年前，卞修武熬了一个通宵后左脸突发面瘫，左眼眼睑不能控制。他却想出一个办法：用胶布将左眼的上下眼睑贴住，继续搞实验。

　　卞修武的学生都说，卞老师是“铁人”！卞修武则透露，他保持精力的秘诀是困倦到极限时，调好闹钟睡上10分钟，闹铃响了再起来继续工作……责任、兴趣、信念和毅力，支撑着他顽强地工作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