图为《太平洋杂志》书影。记者 黄琪奥 摄

　　重庆日报曾在10月31日《金庸的重庆岁月》一文中提到，1944年，在两路口的国立中央图书馆工作期间，金庸曾邀约3位中学同学一起创办过一本综合性的期刊——《太平洋杂志》。11月1日，重庆日报记者在重庆图书馆内见到了这本期刊。

　　泛黄的纸上，用蓝色镂空字体写着“太平洋”三个大字，下面用正楷写着“太平洋出版社发行”……翻开内页，除了常规的目录之外，还有下期发表的刊目预告。在金庸为这本杂志所题写的发刊词上，写明了这本杂志的主旨：传播知识，传播真、善、美。

　　“这本期刊是当时国立中央图书馆留在重庆的诸多藏书之一，也是我馆抗日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。”重庆图书馆特藏文献中心副主任周道霞说。

　　“在这本期刊的编后记中，金庸还明确说，创办这本杂志的初衷实质上是想创办一本能适合大众需要的刊物。”周道霞表示，至于为何取名叫《太平洋杂志》，主要因为当时美国有一本名叫《大西洋杂志》的刊物在重庆特别受读者追捧，为吸引大众关注，金庸等人便给刊物取了一个响亮的可与《大西洋杂志》媲美的刊名——《太平洋杂志》。

　　据有关资料记载，由于之前在浙江就编辑出版过一本名叫《献给投考初中者》的图书，此番编辑《太平洋杂志》对金庸来说可谓驾轻就熟，游刃有余。“在编辑这本期刊的过程中，金庸充分利用图书馆丰富的藏书资料，每天一有空就着手翻译或撰写文稿。下班后，他就带着《英汉词典》，急匆匆地赶到美军俱乐部，抢译新到的外国报刊上的文章。”周道霞说。

　　“这本杂志自1945年2月推出之后，首次印刷的三千册就被市民抢购一空。”周道霞说，但当金庸兴致勃勃地把编辑好的第二期刊物拿到书局印刷时，书局老板却以不能赊账为由，拒绝为金庸印刷杂志。陷入绝境的金庸，只能痛心地眼睁睁看着辛辛苦苦编辑出来的《太平洋杂志》第二期“胎死腹中”。于是，“创刊号”也就成了“终刊号”。

　　虽然《太平洋杂志》就此夭折，却对金庸日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金庸曾在《对话录》中这样说：“我创办《明报》而得到成功，大概就源于(早期创办杂志所养成的)这种洞悉读者心理的直觉能力。” (记者 黄琪奥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