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294年前的那个秋天，25岁的李白，“仗剑去国，辞亲远游”。他顺水东下，留下了“峨眉山月半轮秋，影入平羌江水流。夜发清溪向三峡，思君不见下渝州”的千古名篇。据考证，这是历史上有明确记载的吟咏渝中的第一首诗。

　　“绣口一吐，就半个盛唐”的诗仙不会想到，千年之后，会有数以亿计的同胞，专门跑到这一地界，寻找他们心目中的诗与远方。

　　在游客们心里，这里有“山城空中公共汽车”，频频在各类影视作品中刷脸；有停在8楼的2号轨道交通；有璀璨梦幻的夜景，如同从动漫作品中走出来的一个样；当然还有著名的李子坝“三大神兽”……这里是热门打卡点聚集地，是美食天堂。

　　当然，这里有的，又绝不仅限于此。

　　三千年江州城，八百年重庆府。这个坐拥长江、嘉陵江，幅员面积23.24平方公里的半岛，是巴渝文化生生不息的动力源泉。

　　这里被称为“母城”，是重庆开始生长的地方。

　　周恩来在红岩村过45岁生日

　　渝中区化龙桥52号，有一个更广为人知的名字，红岩村。1939年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和中共中央南方局移居此地，红岩，就此与中国革命的历史紧密联系在了一起。

　　南方局和办事处共有100多人。在这里，大家都吃一样的伙食，自己在空地上种菜，改善生活。服装是单衣每人每年一套，棉衣三年一套。每人每月只有少量津贴，作为购买零星生活物品之用。办事处里设有救亡室，大家经常唱救亡歌曲，逢年过节时自己排练演出，还有墙报和体育活动。这里的生活是艰苦的，工作是紧张的，同志们团结融洽、亲密无间。

　　1943年3月，初春的山城，乍暖还寒。3月18日下午，在红岩村的一片草地上，一群青年围坐在周恩来的身边，听他讲述自己的身世和经历。从东渡扶桑到留学法国，从黄埔军校到北伐战争，从南昌起义到红军长征，从“七七事变”到移驻重庆……

　　按照农历，这天是周恩来45周岁的生日。当天晚上，就在救亡室，同志们悄悄地准备了几道再简单不过的菜和面条，想以这样的方式给他过寿。遭遇“突然袭击”，周恩来当即严肃表示，不需要以这种形式过生日，“抗战建国大业尚未成功，唯有加倍努力才是”。大家伙马上向他恳求说，并不是真的要办祝寿宴，不过想借机会让伙房换换口味。大家的盛情难却，在反复强调下不为例后，周恩来只吃一碗面条以示纪念。在那个艰苦的年代，那几道简单的菜，最后成了同志们“打牙祭”的盛宴。

　　也就在这天晚上，周恩来在自己的办公室，以一个共产党人特有的襟怀，写下了著名的《我的修养要则》：

　　一、加紧学习，抓住中心，宁精勿杂，宁专勿多。

　　二、努力工作，要有计划，有重点，有条理。

　　三、习作合一，要注意时间、空间和条件，使之配合适当，要注意检讨和整理，要有发现和创造。

　　四、要与自己的、他人的一切不正确的思想意识作原则上坚决的斗争。

　　五、适当地发扬自己的长处，具体地纠正自己的短处。

　　六、永远不与群众脱离，向群众学习，并帮助他们。过集体生活，注意调研，遵守纪律。

　　七、健全自己身体，保持合理的规律生活，这是自我修养的物质基础。

　　《我的修养要则》共217个字，分为7条，从学习、工作等各方面严格要求自己。一代伟人严于律己的作风，为人们树立了一面镜子。

　　从会仙楼到环球金融中心

　　穿过一年到头从不缺人气的解放碑，进入环球金融中心（WFC）负一层，搭乘观景台专用电梯到70楼，再转延伸电梯上73楼，随着电梯门打开，通透的玻璃幕墙外，就是蓝天白云。这时，你的脚下，是大半个重庆主城，楼宇似森林，繁茂而旺盛。解放碑在一众高楼簇拥下，竟然显得有些矮。

　　时光往回流转，上个世纪30年代，这块地界上就已经形成了现代意义的城市广场——督邮街广场。散文家程大千曾在《督邮街》中写道：“皮鞋的运动场，时装的展览会，香水的流域，唇膏的吐纳地，领带的防线，衬衫的据点，绸缎呢绒之首府，参茸燕桂的不冻港，珠宝首饰的走廊地带，点心的大本营，黄金的‘十字街头’……这就是督邮街”。

　　1941年，督邮街广场中心，竖起了一座弘扬抗战精神的建筑物——“精神堡垒”。抗战胜利后，国民政府在“精神堡垒”空袭被毁的原址，修建抗战胜利纪功碑。重庆解放后，改名为人民解放纪念碑，也就是我们熟知的“解放碑”。

　　很长一段时间内，解放碑是这一带最高的建筑。直到1982年，会仙楼的建成。会仙楼连同负一层和屋顶花园，总层数达到15层，高54米，几乎有两个解放碑高，被认为是当时的重庆第一高楼。

　　上世纪八十年代，大多数人的着装还束缚在青蓝里，那时的会仙楼，是重庆最“洋盘”的地方，订房间要排队。

　　它是重庆第一个有电梯的酒店，楼顶有重庆的第一个“屋顶花园”。人们花9角钱，可以买门票乘电梯，直达14楼屋顶花园，在那里俯视解放碑。同时，还可以免费品尝一杯橘子水和两块小点心。为了登顶会仙楼，每个星期天，解放碑都会排上长蛇阵。会仙楼顶上也是接踵摩肩，好多40岁以上的重庆人，都有在会仙楼上去“玩个格”的回忆。

　　1988年，渝都大酒店和顶部的“旋转餐厅”开业，会仙楼不再独占风头。再后来，它周边的高楼越来越多，会仙楼慢慢地淹没在繁华里。2009年，在矗立解放碑27年后，会仙楼被爆破拆除。

　　这并不是终结，是新生。

　　五年后，在会仙楼原址上，环球金融中心，刺破339米的天空，成为目前的重庆第一高楼。它联手解放碑的一众购物广场，构建起整个重庆乃至西部最集中的国际奢侈品消费区，成为西部时尚生活风向标。

　　重庆的四次大规模筑城

　　渝中区，七星岗，闹市里从来是车水马龙，川流不息。在这一派熙来攘往中，古老的城墙城门，低调静默，好似超脱的隐者。阳光透过黄葛树，洒在这六百年前的古老遗存上，伸手触摸，坚硬厚重，还微微发热，就像历史本身。

　　古重庆有“九开八闭”共一十七座城门。通远门是唯一的陆门，也是现今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城门。城门朝西，是重庆通往外地的陆路起点。西出此门，便是远方，故名“通远”。

　　通远门的前身是镇西门。南宋嘉熙二年，也就是公元1238年，蒙古大军攻破成都，宋军退守重庆，进士出身的江西鄱阳人彭大雅出任重庆知府。在兵临城下，打退蒙古大将塔海围攻的间隙，他带领重庆军民，日夜奋战，抢修重庆城，使四川抗蒙有了立足的大本营，支撑南宋残破的山河达40年之久。这是历史上重庆第三次大规模筑城。彭大雅所筑的重庆城，至少已有洪崖、千厮、太平、薰风、镇西等五门。

　　重庆历史上大规模筑城，有四次。最早一次，是在公元前316年。秦灭巴国，改设巴郡，郡治江州。曾师从鬼谷子的张仪屯兵驻守，调集士兵和民众第一次大规模筑城，故有“仪城江州”的说法。

　　第二次，在三国时期。公元226年，大都护李严移护江州，嫌张仪所筑城池太小，不便防御，于是扩建江州城，城周长约16里，这便是“以崖为墙”的重庆城墙的前身雏形。

　　重庆最后一次大规模筑城，是在明洪武初年。据清乾隆年间的《巴县志》记载，重庆卫指挥使戴鼎，“因旧址砌石城高十丈，周二千六百六十丈七尺，环江为池，门十七，九开八闭，象九宫八卦。”现存的通远门城墙及城门遗址，就建于那个时期。

　　600多年过去了，那些兵荒马乱，那些硝烟和烽火，早已远去，那些故事里人物的背影也已渐渐模糊。只有城墙和城门还在，以冷峻的风骨，贯通古今。

　　出现在重庆码头上的第一艘轮船

　　这是焕然一新的白象街。但这里依然有青灰格调的砖墙，有欧式门窗和木质檐廊，有质朴的民国风。“新”里氤氲着“旧”，生出几分别样的精致和优雅。

　　正在修缮的白象街166号，是中西合璧的折衷主义建筑风格，大门是中式八卦形，却有着欧式立面。重庆开埠后，这里是当时重庆海关的办事处。不需要历史佐证，它本身就是历史。

　　第二次鸦片战争后，英国人加快了蚕食中国的步伐。1876年的《烟台条约》迫使中国又开放了几座城市。当时，英国人的计划是有重庆的。但在《烟台条约》里，重庆并不在开放之列，“轮船未抵重庆以前，英国商民不得在彼居住开设行栈，俟轮船能上驶后，再行议办。”英国开埠重庆的计划，因为川江航运障碍而搁浅。

　　其实，从18世纪以来，英国就掀起了一股“游历”中国西部的热潮。这其中最值得一提的，就是阿奇博尔德·约翰·立德乐。立德乐，1838年出生在英国伦敦，是近代英国历史上著名的冒险家、商人、作家，先后在中国生活了近半个世纪。

　　立德乐第一次到重庆是1883年。在《烟台条约》签订后，他积极投身于开航重庆的行动中。1887年，立德乐在当时英国的造船中心格拉斯哥订购了一艘载重约500吨的实验轮船，取名“固陵”号。但出于种种原因，试航并没有实现。当时的清政府，希望支拨十二万两白银，买下“固陵”号，达到阻止汽船上驶，迟缓重庆开埠的目的。然而英方并不买账，新一轮谈判就此展开。在1890年订立的《烟台条约续增专条》里，清政府答应开放重庆。次年3月1日，重庆海关成立，重庆开埠。

　　但这时的川江上，依然由帆船“主导”。

　　1898年3月9日清晨，一艘飘扬着“米”字旗、靠蒸汽发动的铁甲船“利川”号经历万险千难，缓缓向朝天门码头靠近。这是有史以来，第一次有轮船出现在重庆的码头。这艘船的主人，就是立德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