人未到，先闻人声鼎沸，刚绕过一个墙角，只见一条几米宽的巷子里，摩肩接踵的男女老少，蜂拥在各个琳琅满目的铺子前“打拥堂”，自顾自地讨价还价。

　　一个热闹无比的农村集市，就这样赫然间映入了眼帘。

　　“你们‘赶得早，不如赶得巧’，刚好遇到一个‘赶场天’。”在海拔1000米以上的太和土家族乡金子村，53岁的村支部书记易礼敬对这一切早已司空见惯，冬日虽寒，可脸上满意的笑意一丝不减。

　　近年来，重庆奉节县稳步在所有村级基层构筑起村委会、理事会、监委会“三会”自治体系，一切让百姓“当家”，凡事“共议”’，互为‘把脉’，给广大乡镇送去了新动力，带来了新气象。

　　太和场镇之“和”，源于自治有“方”。

在“三会”自治制度的推动下，奉节县大窝村规划的“乡村旅游采摘度假区”已经初具规模

　　基层人手“吃紧”，到群众中找“帮手”

　　早上8点，从奉节县城驱车，一路爬坡上山，两个半小时才抵太和乡政府院落，再前行，只需10分钟，便可从重庆境内跨入湖北恩施板桥镇。

　　在土生土长的易礼敬记忆中，这个“一脚踏两省”的边陲乡镇，一度社会治安复杂。尤其是2004年全县乡镇建制调整，原太和、金子两乡合并成太和乡，政府驻地确定在太和场镇后，引发了原金子乡政府驻地朝阳场镇居民的“强烈不满”， 一度上访激烈。

　　实际上，当时的朝阳场镇确有软肋，虽号称“场镇”，却只有居民近20户100余人，特别是没有“兴场”，明显缺乏“底气”。而太和场镇作为一个边贸集镇却名副其实，人气旺盛。

　　“但朝阳场镇居民始终不服气。”易礼敬说，后来实施高山生态搬迁，让大量人口聚居到朝阳场镇，给这里带来了发展的契机，“赶场”日渐兴起后，“一乡两集镇”的场面从此出现。

　　斗转星移，转眼几年过去，两个场镇“平分秋色”的局面并没有形成，相反，当初折腾厉害的朝阳场镇在扩容过程中，街道尘土飞扬、垃圾遍地，逢场天还不时上演摊位争夺战，商家经营惨淡。

　　分析问题，大家都清楚，管理跟不上是主要原因，可村支“两委”就那么四五个人，“鞭长莫及”，完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。

　　几经思考后，2008年，奉节县委县政府决定拿这里“开刀”，给出的药方是：主动借助“群众力量”，在朝阳场镇“试水”成立一个理事会，通过邻里公开推荐的方式，选举当地德高望重的人出任理事，帮忙“打理”市场，实现“百姓的事百姓管”。

　　找到这些“好帮手”后，朝阳场镇上情况立马有了好转。以前的环卫工，每月都靠挨家挨户上门“自收自支”垃圾清扫费过日子，尽管每户每月只缴20元，还是有少许人赖账，忍气吞声的工人，动不动两手一甩就闹“罢工”，成了朝阳场镇“乱”的一大隐疾。

　　“怎么办？”

　　“要不我统一上门收缴卫生路灯费，然后大家再以工资‘每月一结’的形式聘专人清扫。”在第一个公开议题上，时任村党支部委员的陈恂主动站出来挑重担。

　　没有金刚钻，不揽瓷器活。

　　年轻有为的陈恂，平日里和众乡亲来往亲近，深得大家喜爱，现场，所有理事一致同意这个方案。之后，他披星戴月，每到节点就按时登门造访各户收费，通过理事会讨论新聘的环卫工再不愁工资“打水漂”，手脚也就麻利了，场镇很快焕然一新，获得不少人交口称赞。

　　但没过多久，又有部分村民凑在一起蜚短流长，议论说村委会和理事会是“一家人”，操作是他们，监督也是他们，存在卫生路灯费收支不透明等问题。

　　这让朝阳场镇所有理事会成员和村干部有苦说不出，最后贴出详细的经费公示，才堵住了悠悠众口。

　　“如果再成立一个监委会，对每一项决策进行全程监督，流言蜚语不就不攻自破了么？”在一次共商会议上，这个提议得到大家一直认可，并很快付诸行动。

　　为确保有序运转，金子村制定了有关朝阳场镇“三会”运转机制：理事会决定事项，必须报村支两委通过；村支两委重大事项，同样提交理事会征求意见；监委会对理事会和村支两委决定事项都有权监督。

　　变“管百姓”为“百姓管”后，“三会”里的群众代表个个有了“当家人”的感觉，干劲十足，让朝阳场镇面貌焕然一新。

在奉节县各村社，按时对各种收支明细进行公示，已经成了种常态